民族团结丨努尔哈赤崛起的“文治”之路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秋的一个夜晚，赫图阿拉城（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天空突然“炸”了：一条拖着尾巴的亮星横空出世，连续八晚闪耀天际。全城百姓无不惊叹，纷纷变身“观星达人”。

　　正当大家满脑子问号，不知所措时，一位男子站了出来：“莫慌，此乃彗星也……”努尔哈赤闻言，不禁赞叹：“师傅果然博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快给咱们讲讲！”

　　努尔哈赤竟有师傅？您不要惊讶，这位师傅不仅是努尔哈赤的启蒙导师，后来更成为女真贵族们的家庭教师。他，就是来自江南的浙商——龚正陆。这段鲜为人知的师生渊源，在满族口述史中代代相传。

　　透过龚正陆等汉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女真崛起并非单纯的“武德充沛”，背后更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加持。

▲AI制图

（一）“浙商竟能当国师”

　　努尔哈赤统帅大军在辽东地区征伐，一日，大军行至凤凰城（今辽宁省凤城市）附近。在一座寻常不过的泥巴茅草屋前，一副褪色的对联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其上书云：

      三顷薄田半供衣食半供赋

　　两间茅屋一藏禾稼一藏书

　　此时，一中年男子被驱离院落。他不同于寻常农夫的粗鄙，举止间流露出文人特有的儒雅气质。此人正是龚正陆。这便是满族口述传说中二人初次相见的场景。

▲AI场景图

　　龚正陆是浙江绍兴府会稽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少年时通过州县考试成为秀才，但屡次科举不第，最终弃文从商。

    《李朝实录》中曾载：“汉人龚正陆者，掳在其中，稍解文字。”龚正陆虽非大儒，但对于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女真人而言，他的学识仍远超努尔哈赤所接触的范畴。

▲努尔哈赤。（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龚正陆因精通多种语言，被努尔哈赤授以“文学外郎”的称号，并帮助后金处理外事事务，职掌文书，参与接待朝鲜、明朝使节。当时凡建州与朝鲜、明朝的公文，几乎皆由龚正陆以汉文书写。

      在后金崛起的历史中，中原文化的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龚正陆这位“国师”级的人物，更是推动后金女真人逐步掌握汉文、深入研读汉文典籍的关键人物。

     《李朝实录》记载“老乙可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这其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龚正陆又摇身一变成为皇家“家庭教师”，皇太极、多尔衮等清朝未来的杰出人物都曾为其门生。

▲影视剧中的皇太极（右）与多尔衮（左）。（图片来源：豆瓣网）

　　皇太极自幼受教于龚正陆等汉人文客，在其执政之时已经粗通汉文，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儒家治国理念在他后续执政的各方面皆有体现。如他在同朝鲜国王李倧信件往来中曾经写道：

　　古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匹夫有大德即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即为独夫。

      这些言论，已逐步彰显出儒家治国理政之道义。

　　（二）“一座书院启国运”

　　数百年前，每当晨曦初照，赫图阿拉城南便回响着清脆的诵读声。努尔哈赤特为其子嗣与贵族后代筑造了兴京启运书院，这一学府在后金时期享有至高地位。

     书院不仅启蒙幼童识字习文，还深入传授治国理政与军事战略之道。历史上，摄政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的求知之旅均始于此地。

     而后金初期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以及努尔哈赤的长子广略贝勒褚英，亦皆在书院中正式拜入师门，亲承师教。

     书院的主持者乃数位才华横溢的汉人学者。其中，“首席教席”即由龚正陆担任；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汉人儒士亦在书院中担任教习。他们传授文化知识，更传授治国平天下的智慧。

▲兴京启运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毁于日俄战争，1999年复建。（图片来源：赫图阿拉城官网）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逝世后，其子皇太极被拥立为汗，并宣布次年改元“天聪”，从而开启了他的统治时代。皇太极自幼在兴京启运书院深受汉文化的熏陶，这使得他的执政理念与其父有所不同。

      为强化内部凝聚力，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改族名“女真”为“满洲”。与此同时，皇太极在执政中采取优礼汉官的政策，汉人士子、官员不断进入后金政权核心。后金天命年间投奔的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石廷柱、马光远等人，大多是在皇太极时期得到重用。

      同时，皇太极也广纳汉臣的建议,　确立了“参汉酌金”“陶熔满汉”的思想。他效仿汉人君主统治而建立起来自己的一套制度，“立皇权,　建三院,　设六部，兴科举”。

      这一制度极大地提升了满洲封建化进程的速度,　并为后来入关后清王朝迅速适应更广阔地域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思想上，皇太极视孔子为至圣先师。早在开创大业之初，他便崇文重道，于盛京（今沈阳）建立了孔子庙，并派遣大学士范文程前往祭祀。

▲盛京文庙旧影。（图片来源：罗云天著《穿越盛京秘境》）

 

　　尊孔祭孔，作为中原王朝政治与文化制度的核心要素，早已深入人心。皇太极的此举不仅是对自努尔哈赤以来吸收汉文化传统的延续，更是满洲贵族在政治和思想层面全面认同儒家思想、主动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举措为清朝后来推行“文治”及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开启了满汉文化融合的新篇章。

（三）“一部名著成兵书”

　　《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可所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你可知晓在后金，它曾被奉为兵法圣典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多次带兵出征夺取胜仗，都离不开《三国演义》中的谋略。

       努尔哈赤喜读《三国演义》。当时，后金女真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三国演义》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更能被努尔哈赤所接受。他深入研读此书，汲取其中的军事策略和实战经验。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结了全国精锐部队，并联合朝鲜等盟军，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兵分四路向辽东发起进攻，目标直指赫图阿拉，意图一举围歼后金。

▲萨尔浒之战作战示意图。（图片来源：《清代辽宁全史：军事卷》）

　　面对强大攻势，后金兵力有限，明显处于劣势。然而，努尔哈赤采取“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集中兵力，逐个击破。最终，他在萨尔浒之战中以少胜多，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这一胜利，离不开努尔哈赤从《三国演义》中汲取智慧，并将其运用于实战的努力。

　　“有其父，必有其子”，皇太极曾仿效《三国演义》中蒋干的计策，巧妙地策划了一场“离间计”，害死了明朝的戍边大臣袁崇焕。

　 

▲《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故事成为后世形容因轻信他人而中计的经典典故，体现了书中谋略运用的精妙之处。图为戏剧群英会中“蒋干盗书”剧照。（图片来源：央视频）

　　为了让不懂得汉文的满洲将领能够学习《三国演义》中的军事谋略，皇太极于崇德四年（1639年）命大学士达海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以供将领研读。

      然而，翻译工作在皇太极执政期间未能完成，直至顺治年间，多尔衮又命满洲学士查布海继续翻译。

      顺治六年（1649年），“着译《三国演义》，刊刻颁行”，“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颇多得力于此”。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中华民族共同体展览”中的满文版《三国演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位浙商的智慧身影，一座书院的琅琅书声，一部典籍的深沉内涵，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看似微小的细节，却是满洲贵族学习中原文化的生动写照。

      崇尚儒学，文教蔚兴，为清廷入主中原、开创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文化基础，并提供了执政理念的支撑。 

 

来源：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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