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 | 明朝的广东海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一艘满载胡椒、象牙的欧洲商船缓缓驶入广东内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与明朝进行贸易。船上的商人望着岸边林立的炮台和巡逻的明军，心中既忐忑又期待。

　　广东地处南疆，依山面海。从明朝起，这里开始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海防”难题。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广东沿海设立卫所，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海防体系。数十个卫所如星辰般散布在岭南海岸线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防御格局。官兵们既要防范海盗、倭寇，又要管理贸易，维系沿海秩序。

 

位于广东深圳的大鹏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是我国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海防军事城堡之一。（图片来源：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一）兴建卫所，保卫海防 

 

　　今天，当提起古代海防，人们一般会想到晚晴名臣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

　　但事实上，我国的海防概念起于明初。倭寇之乱贯穿明朝始末，中国的海防建设也从无到有，由小变大。

　　自1467年始，日本进入了长达100多年的战国时代。三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66位大名瓜分，他们相互攻击、彼此吞并。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乱》，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往事。

　　社会动荡产生了不少流浪贵族和落魄武士，他们勾结中国海盗、走私商人和一部分西洋人，形成倭寇集团。

 

《倭寇图卷》（局部） 明·佚名 现藏东京大学。（图片来源：方志江苏）

 

　　广东毗邻太平洋，广州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自然也受倭患甚烈。故广东各卫所也相应承担起抗击外敌、维护领土安全的重责。

　　纵观整个明代，广东共计设有8个卫城和29个千户所城。有了建制就要寻找兵源，早期海防士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有籍选”，即从军、投降者、罪犯及普通户籍抽取。

　　除了这四种，闽越族群的后裔疍民也被征调进入卫所。因为疍民长期生活在水上，不易约束，极易沦为匪盗，招募他们入军不仅便于管理也发挥了他们的长处。广东军官花茂上奏提议疍民入伍，得到朝廷批准。

　　有了兵源，下一步自然是军事部署。广东总兵俞大猷提出“御海上、固海岸、守内陆”三个海防层次，形成有纵深梯次的海防体系。其中，在御敌于海上方面，卫所城既有城墙、城门、瓮城、雉堞、马道、敌台等防御设施，也有不少舰船作为攻击力量。

台州府城墙戚继光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时广东海域最大的海盗是吴平，他聚集了大量失散的倭寇，带领两万余人占据汕头东侧的南澳岛，不断袭扰闽粤沿海。

　　福建总兵戚继光与广东总兵俞大猷联合跨海出击，消灭了吴平集团，取得了明代抗倭最大胜利之一。吴平带着几百人仓皇出逃，最终不知所踪。

　　有个有趣的传闻，倭寇多年劫掠的宝藏据说就藏在南澳岛上，不过戚继光没找到，俞大猷没找到，后人也没找到。只有吴平留下的宝藏谜题：“吾道向南北，东西藏地壳，水涨淹不着，水涸淹三尺，箭三枝，银三碟，金十八坛”。

　　明代广东的卫所是中国史上首次建构海防体系的核心，对守护疆域功莫大焉。那些海防聚落至今已经600年，大都变成了普通的县市村镇，但当年的遗迹依稀可辨。

 

 

广东东莞南海卫城墙遗址。（图片来源：广东共青团）

 

 

　　军士屯田古已有之，不过通过明朝卫所制的实行，屯田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卫城、所城位置固定，周边的土地便交由士兵耕种，朱元璋对“战耕结合”这一举措颇为自豪，宣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不过卫所里的士兵是世袭的，世世代代在同一地点驻防务农，长久以来容易形成割据。为了防止地方反叛，明朝廷规定卫所兵士分配南北调换，即南方卫所兵源来自北方，反之亦然。这一制度本意是巩固中央政权，但也客观上造成南北人口流徙，文化交融互通。

　　军队还吸引各族民众进行屯田，并将屯垦者训练为伍，纳入军事体系管理。崇祯《肇庆府志》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年），广东泷水知县翟观招募山中僮人（今壮族）训练，“立寨耕守，瑶不敢犯，民得安居”。官府为屯种者提供生产资料，吸引了大量壮族人进入广东，聚居范围逐渐扩展到肇庆、高州、廉州、雷州、广州等地。

 

明朝时期的广东南部地区，沿海地带可见卫所遍布。（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今天的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在明代尚属边远。虽然气候温热，雨水丰沛，但离中原相距甚远，农业并不发达。据史书记载，洪武年间广东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总额的0.28%，与其优越的物候条件全不相称。

　　人口是经济的基石，有了大量军屯户，自然带动当地农业商贸快速发展。卫所制度可以给当地带来大量人口，这对边疆稳定尤为重要。

　　除了驻防和耕种，军屯户还兴办卫学，买卖商贾，形成了稳定庞大的移民体系。这个人口流徙的规模不逊于清代的闯关东、走西口。

　　卫所的建立让广东快速垦荒，仅惠州卫便于归善、博罗、河源三县立屯三十所，“种抛荒田六百七十二顷”。明万历《广东通志》记载，黄阁、潭洲也有屯田，不仅保护“既成之沙”，也增加“新成之沙”。经过历代民众的围垦造田，万顷沙田逐渐形成，为今天的城市轮廓奠定了基础。

 

明代南海卫城墙内三级排水系统俯瞰。（图片来源：广东发布）

 

　　人口充实，农田广布，直接促进了广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交融。卫所驻地与各民族聚居区犬牙交错，由“夷多汉少”逐步变为“夷汉相间”。

　　卫所“军民聚集”，对广东的文化影响不可估量。虽然卫所兵士以汉族为主，但他们来源甚广，籍贯遍布南北。不同环境水土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在广东汇集融合。同时，汉文化又濡染了周边各族，也吸收了周边各族的文化。卫所制度中士兵亦军亦农的特点，促使汉族与其它各民族在农业生产、集市贸易、军事活动、婚姻嫁娶、饮食节庆等各方面互动交融。

　　在民族史上，主流学界通常将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视作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一环。但不能忽视的是，运转约三百年的卫所制度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诚然，这个结果远超朱元璋设立卫所的初衷，但历史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岂不是比比皆是。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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