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红楼梦》是“悼明之作”说法在网络上流行。一些博主们“脑洞大开”：黛玉影射崇祯、宝玉象征玉玺，乃至全书都“升华”到反清复明……其实这类说法古已有之，在早期红学中并不罕见。
首先，为什么会有“红学”？《三国》没有“三学”，《水浒》不见“水学”，何以只有《红楼梦》，引得无数人倾注心血、穿章摘句？
▲1987版《红楼梦》（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此中关窍，在于《红楼梦》与另外三部名著不同。其余三书，本质是“说书人的文学”——生于市井勾栏，后经文人润色整理成书。其章回布局、情节起落，皆透出鲜明的说书脚本痕迹。在识字率不高的古代，它们更多是被“听”的，听众主要是寻常百姓。
但《红楼梦》不同。它从诞生之初，便是一部被“读”的书——被灯下静览，被案头细品，被文人墨客反复推敲、笺注、议论，最终蔚然成“学”。
（一）清代，《红楼梦》是隐喻？
清代中期，钻研《红楼梦》就开始成了文人圈里的风尚。书中悲欢离合的曲折，真假色空的哲思，常引发读者的感慨与发挥。
不过，《红楼梦》衍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学问，真正起点要追溯到乾隆年间的“索隐派”。
“索隐”二字，顾名思义，就是从文本的缝隙间，索取那些“隐藏的真相”。这一派的开山之祖名叫周春，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金陵张侯家事”。这说法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却意外开启了漫漫索隐之路。
百年间关于《红楼梦》究竟隐喻者何，一直众说纷纭。流传最广者有三：一说写的是权臣明珠的家事，一说暗指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恋情，而最离奇的，莫过于“悼明”之说。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纳兰明珠（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便主张此说，认为全书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这观点曾被埋入故纸堆中，沉寂百年。
谁也没料到，如今它裹挟着短视频的推力，重新翻涌至大众眼前。
在他们的解读中，贾敬谐音嘉靖，而贾珠、贾元春与贾璋（索隐派猜测贾宝玉名为 “贾璋”）的名字，则被拼凑为“珠—元—璋”。
这实在令人莞尔——若作者真对明朝怀有追念，又怎会用一个早死（贾珠）、一位女性（贾元春）、再加一个整日流连闺阁的公子（贾宝玉），去对应朱元璋的赫赫生平？如果这种穿凿成立，那么《红楼梦》恐怕不是悼明，更像是反明之作。
我们再来看看《红楼梦》的作者。由于早期抄本稀少、流传隐秘，作者的姓名如同一个飘忽的传说，引来种种猜测，众说纷纭。
但随着更多文本与文献浮出水面，人们逐渐把作者确认为曹雪芹。而其中最确凿的证据是，曹雪芹的挚友敦敏、敦诚兄弟，在往来诗文中不止一次提及他“著书黄叶村”“秦淮旧梦人犹在”的经历。
曹雪芹的家世背景——他的先祖曹锡远，在正白旗麾下，属清朝开国功臣集团。而他的祖父曹寅，更是康熙皇帝的童年伴读与心腹。
这样的家庭，几代人都与清廷命运紧密相连。若说这般出身却在书里“悼明”，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更重要的，《红楼梦》最初恰恰是在清朝皇室内部间流传。前面说的曹雪芹至交敦敏与敦诚，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子阿济格的五世孙。最早的一批手抄本，也正是经由这些皇族成员之手，在朱门深院中传阅。
康熙帝的曾孙永忠，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曾结识曹雪芹。如果《红楼梦》真是反清复明之作，却在清皇室中“火了”，想想是何等荒唐！
鲁迅先生讲《红楼梦》，“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读出“反清悼明”，正与他革命家的身份与当时心境息息相关——某种程度上，那是他身处辛亥革命时代情绪的投射。
▲1925年版《石头记索隐》（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另外，大量《红楼梦》手抄本藏于宗室府中，版本纷杂不一，更关键的——它是一部未完成的残稿。情节的留白、结局的悬置，天然催生解读的混乱与想象的自由。这些，为“索隐派”滋生提供了土壤。
然而，随着更多原始文献与历史证据浮出水面，“索隐派”那种信马由缰的猜谜式解读也就此退场。今天，若还有人将一百多年前那套牵强附会的“陈年旧账”重新包装、奉为真相，甚至将其作为贩卖错误史观的工具，用以迷惑大众，不仅是学术上的倒退，也是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浅薄误解乃至亵渎。
（二）民国，《红楼梦》是自传？
时间来到1921年，一位真正改变“红学”走向的人物登场了——胡适。
▲青年胡适（图片来源：人民网）
面对“索隐派”，胡适毫不留情，斥其为“笨伯猜笨谜”。他带来了一股全新的学术风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将红学研究从缥缈的想象拉回坚实的证据。
胡适不关心《红楼梦》影射谁家秘史，而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可触可证的问题：曹雪芹生平如何？他的家族经历了怎样的沉浮？这部书又是如何一字一句流传下来？从此，猜谜退场，考证登台——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红学”，真正开始。
在胡适的考证下，曹雪芹一生的轮廓逐渐清晰——从钟鸣鼎食到暮年萧索。于是以此为据，胡适提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之说。
▲胡适《红楼梦考证》（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书中开篇那个“自怨自愧”的灵魂，恰是曹雪芹回望半生、面对繁华成空时的感叹。甄宝玉与贾宝玉，一真一假，似影似形，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作者半世烟云、一生况味，都藏进了“假语村言”之中。
这种假设有理有据。《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成书之前，早已活在说书人的醒木下、戏台上的鼓点中。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所做的，更像是对一代代人口耳相传的故事进行整理、编织与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三部作品是世代中国人的“共作”。
▲《老北京市井风情画》中的说书人（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而《红楼梦》却截然不同。它没有前世的剧本，没有民间的底本，是真正的“独作”。故曹雪芹的创作素材不是众人的传说，而是自己的生命——那些亲历的繁华与荒凉，那些刻骨的爱恋与幻灭。
胡适与蔡元培之争，表面上似乎是对一部小说的解读不同，实际上却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
蔡元培代表的“索隐”，延续的仍是传统文人在字缝间寻微言大义的路数；而胡适带来的“考证”，却是一套全新的学问方法：重证据、轻臆断，求实证、弃附会。而这，正是五四运动中高高举起的“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今天，《红楼梦》是世界
《红楼梦》是自传说虽已广被接纳，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在个人生命史之外，这部作品还承载着更宏大的命题——关于时代、文明、人性的对话。
许多人读《红楼梦》时，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它似乎不像其他名著那样情节跌宕、快意恩仇。甚至有人觉得它“太琐碎”，读起来不像一部“真正的小说”。
然而，这种“不像”，恰恰是它超越时代的地方。
《三国演义》的天下分合，《水浒传》的江湖聚散，《西游记》的路途艰险——它们都是“故事”的小说。而《红楼梦》却是“世界”本身。
《红楼梦》当然是小说，但几乎所有人却似乎都“有意”地忘了这一点，把它当作史料来研究——无论“索隐派”把它当作悼明之作，还是“考据派”认为他勾勒家族沉浮。这让《红楼梦》既属于文学，又超越文学，成为一座可以反复进入的人文宇宙。
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谈起《红楼梦》，他说：“我至少读了五遍……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他甚至提醒身边的年轻人：“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红楼梦》确如一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字里行间，不只有人物的悲欢，更有一个时代的全部：从饮食茶酒到服饰养生，从人情世故到礼制规范，从诗词戏曲到园林建筑……
▲电视剧《红楼梦》中，王熙凤喂刘姥姥吃茄鲞。（图片来源：资料图）
我们已无法真正回到那个时代，但透过《红楼梦》的纸页，我们仍能听见旧日檐角的雨声，看见灯火下楼阁的影子，触到那些温热而寂寥的人生。
《红楼梦》以家族兴衰为纸，以人性明暗为墨，描绘出的是一个文明在历史转折中的呼吸与叹息。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个体的爱恨浮沉，更见到这片土地上关于“聚散”“虚实”“兴亡”的集体记忆。
它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大观园，安放着中华民族关于美丽、关于诗意、关于伤逝的诉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汉语还在呼吸，《红楼梦》就永远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故乡。
来源：道中华（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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