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

　　日前，随着我国西夏陵申遗成功，这座近千年前的皇家陵寝成功出圈，引来广泛关注。而其背后的主人——神秘的西夏王朝也走入了更多人的视野。那么，西夏王朝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公元11至13世纪，我国西北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由党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夏国，因其位于宋辽之西，史称西夏。

　　从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军队灭亡，西夏王朝享国近200年，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西夏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夏王朝始终自认为是来自华夏的正统王朝，将本政权纳入封建王朝正统传承序列，并将党项族融入华夏黄帝血脉谱系，接受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从未自外于“中国”。对此，出土西夏文文献和传统汉文典籍中的有关西夏文献都可予以佐证。

　　然而，现代西方部分学者采用民族国家史学范式，脱离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错误地认为西夏是属于中亚系统的独立国家。

　　对于这样的错误认识，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西夏学界要坚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创新西夏学研究，不断巩固国际学术话语权，这才是对西夏历史最好的尊重。当国际社会通过世界遗产重新认识西夏时，我们更要正本清源，指出一条正确认识西夏王朝及西夏文化的清晰路径。

 

▲西夏陵是西夏的皇家陵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约30公里处的贺兰山脚下，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图为1、2号陵（双陵）。（图片来源：西夏陵景区微信公众号）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族、吐蕃、回鹘等多民族组成的少数民族政权。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可追溯至古羌系统，党项之名早在南北朝末期就已出现，并与中原王朝有着漫长的互动史。《隋书》最早为党项作传，由隋至宋，每个朝代都有关于党项的记载。

　　辽宋西夏金时期，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形象继续得到弘扬，西夏王朝参与了对黄帝形象的塑造：先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李元昊为了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认北魏鲜卑拓跋为先祖，宣称党项拓跋出自鲜卑拓跋。其后继者依据鲜卑拓跋曾经依托轩辕为先祖的缘由，认为黄帝的孙子名叫“悃”的，是党项人的远祖。仁孝时期用西夏文撰写的《宫廷诗集》，就载有党项人对远祖的追溯：“详载始于过去祖轩辕，我等言说何时终？故袭位自北魏拓跋氏，无土筑城圣教导。”

　　西夏自称为黄帝的后裔，在同一时代的宋人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南宋罗泌《路史》称“党项，悃之后”，还称“悃迁北土，后为党项之辟为拓跋氏”。

 

▲西夏陵6号陵出土的出现“轩辕”一词的汉文残碑。（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文艺）

 

　　“共祖意识”的产生，是西夏各民族加深融合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多民族对黄帝的认同，对共同起源与共同世系的集体追溯，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自秦汉直至辽宋西夏金时期，“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用以标榜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

　　西夏文献《圣立义海》在“腊月之名义”条下明确记载西夏政权属性为金，“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君出射猎，备诸食”。由此可见，西夏统治者如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接受了传统的“五德终始说”。

　　唐朝为土德，土生金，西夏自认为是金德，表明西夏超越五代、北宋，直接继承唐朝为正统。

　　由于德运、服色、正朔是一一相配的，如果国属金，必以十二月（建丑之月）为岁首，且崇尚白色。

　　《宋会要》记载“西人最重年节与寒食，兼以十二月为岁首”。《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始衣白窄衫”。

　　西夏国名“大白高国”，也是因其在五德中的行序为“金德”的缘故，以白为高，进而以色尚称国。

　　此外，西夏文献中有时把“白高”冠在“大夏”的前面，一起组成国名“白高大夏国”，此与以火德自居的宋王朝又号称“炎宋”同出一辙。这些都表明西夏统治者以唐土德为续统，从而将自己的政权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

▲西夏仁宗仁孝之寿陵碑额，上篆西夏文“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作者供图）

 

 

　　在古代，“中国”一词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但古人普遍遵循孔子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的标准，认为“中国”与“四夷”的文化差异最突出的表现为是否懂“礼”。所行合乎“礼”的要求即是“中国”；不符合“礼”的要求，即是“夷狄”，进而赋予“中国”以超越民族的文明含义。

　　西夏统治者对儒家文化高度重视。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建国伊始，即把从中原输入的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译成西夏文。

　　元昊之子谅祚执政后，广泛推行以儒学为主的汉学，开始向宋朝求赐大批经史书籍，使儒家思想在西夏产生了更大影响。

　　在此之后，西夏虽曾出现梁氏专权，一度突出党项文化，但到乾顺亲政后，又开始重视儒学。通过“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进一步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仁孝一朝，西夏的儒学发展达到顶峰。包括“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重大汉太学”。特别是尊孔子为“文宣帝”，超过中原王朝“文宣王”的封谥规格，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西夏文《论语》书影。（作者供图）

 

 

　　西方一些学者在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的影响下，罔顾中国史实，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看成是截然对立的，把辽、金、元、清这些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统治华夏地区的朝代统称“征服王朝”，不承认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的一部分。基于此，他们错误地认为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是属于中亚系统的独立国家。

　　但是，与西夏同时代的中亚人，明确地认为西夏是“中国”的王朝，统治的地域也是“中国”的领域。如12世纪初的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用“桃花石”指代“中国”，而且“桃花石”并不限于中原地区，其范围最西端在喀喇汗王朝。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西夏，但西夏显然是包括在内的。

 

▲辽天庆元年、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时期全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亚塞尔柱王朝宫廷医官马卫集（1046-1120年）在其撰写的《动物之自然属性》一书中涉及到中国、突厥、印度等国地理内容。在马卫集看来，“中国”的领土分为三个部分，即秦、契丹、回鹘，其中最大的是秦地区。马卫集记述自中亚进入“桃花石汗领土”的路程，内容虽存在不少争议，但结合当时西夏与辽、北宋对峙的历史背景，可知由沙州（今敦煌）向南经甘州（今张掖）入凉州（今武威），然后到达的都城只能是西夏的兴庆府（今银川）。

　　马卫集又说在“中国”（也就是他认为的西夏）那边，还有一个被称为“宋国”的国家，又称“摩秦”。可见马卫集与当时许多中亚人一样，皆将西夏视作“中国”，而将中亚人称呼中国皇帝的“桃花石汗”这一尊号也给予了西夏统治者。这种概念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中亚地区人们的普遍认识。

　　以上种种史实表明，现代西方部分学者把西夏看作中亚国家，不仅违背了西夏王朝自身的意愿，也与古代中亚地区人们的看法相悖。

　　西夏是中古时期中国的一个王朝，而不是所谓的中亚国家，西夏历史只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先后以“中国”自居，“中国”范围由外而内地扩大了。元代统一后，甚至达到了“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境界，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番汉合时掌中珠》书影。此书是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的西夏文、汉文双语双解字典，被誉为“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图片来源：武威市西夏博物馆）

 

　　经过中外学者坚持不懈的研究，西夏文文献目前已基本能够解读，被世人遗忘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开始复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西夏学在当前论证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丰富中华民族史研究内容、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历史逻辑的认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时代，西夏学界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创新西夏学研究，彻底纠正社会上关于西夏的错误认识，不断巩固学术话语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史料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宋西夏金时期的‘中国观’研究”阶段性成果。）

　　来源：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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