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诚意，儒释道俱同。”这是南宋夏元鼎《满庭芳・久视长生》中的词句，它强调了儒、释、道三家在正心诚意这一理念上的共通性。
事实上，在北魏时所建的云冈石窟中，就已呈现出三教并存的迹象。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则以道教神仙体系为框架，借儒家伦理为评判准则，又融入佛教元素参与其中，形成三教力量共襄封神大业、合力构建新秩序的融合格局。
但三教融合现象更为明显的历史印迹，还要看河南的嵩山。
“嵩高维岳，峻极于天”，《诗经·嵩高》是古人最早咏叹嵩山的诗句。古人相信高耸雄峻的嵩山，是仙人得道之所。汉晋以来，佛教、道教都在这里传播，使嵩山地区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家文化和谐共生、彼此滋养的局面。
著名古刹少林寺就位于中岳太室与少室分界处鄂岭口以南的小盆地。在少林寺内，如今还能看到有两通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碑刻，这里面又暗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一）三教合一的政治基础
少林寺中现存的一通《重刊三教圣像碑》刻于金大安元年（1209年）七月。碑为线刻“三教圣像”，中为佛教释迦牟尼，左为孔子，右为老子，上刻唐肃宗“三教圣像赞”，碑额还刻着显赫的“皇帝万岁”四个隶书大字，具有统领全局的架势。
三教碑中“皇帝万岁”的字样，是佛教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处理政教关系方式的表现。
说到中国的政教关系，尤其是佛教与中国皇权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就是释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春，前燕大军击败东晋守军，攻陷洛阳城。此时，闻名海内的佛教大师释道安正带领着多达五百人的僧团，从今河南嵩县境内的陆浑起程，前往东晋的军事重镇襄阳避乱。
途中，释道安在河南新野实施了他一生中首次“分张徒众”的重大传教举措：派法汰一行数十人东进扬州，又遣法和一行数十人西入巴蜀，自己带领其余僧众南下襄阳。
三路队伍话别之时，道安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法事”与“国主”的关系，实际就是政教关系，他要强调的也正是佛家行事必仰赖于皇权。
▲释道安“分张徒众”，分别前往扬州，巴蜀，襄阳。（AI制图）
事实上，佛教就是在不断修正政教关系的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化。宗教作为社会存在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形态，与政权的关系是始终不能割裂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后来逐渐成为各家宗教的共识。
（二）世系谱——儒佛合一方式的例证
如果说少林寺《重刊三教圣像碑》中强调寺庙有皇家背书的话，那么另一通碑刻《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则是强调佛家宗谱。
此碑刻于明代，在大雄宝殿遗址东侧。碑的最上方是碑赞，在碑赞的下方刻有《混元三教九流图》，图的下方是禅宗的重要宗派之一曹洞宗的宗谱。
此宗谱刻有曹洞宗高僧自青原行思到幻休润公的二十三代世系谱，其下刻少林寺众执事及参学门人的名字。这个宗谱彰显了少林寺是曹洞正宗，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少林寺是禅宗祖庭。
▲少林寺祖宗牌位图谱（图片来源：少林寺官网）
这个少林寺的世系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具体缩影，是佛教吸收儒家文化敬天法祖传统的明证。
汉传佛教对教徒的姓氏作出统一的规定，这类行事显然是受到了汉族宗法观念的影响。
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僧人统一姓“释”是从东晋释道安开始的。在他之前的僧人大多徒随师姓，皈依佛门之后，由师父取一个法名，然后再加上师姓，就组成了完整的姓名。
道安改革佛门姓氏，统一为“释”。他认为，出家学佛就是弘扬佛法，宣传“释迦种”，就要舍弃原来的俗姓，统一改姓释。就像百川归海一样，既然河已入海，就不应该再用原来的河名，而应改为海名。
宋辽金时代，佛教的法名系统已日臻完备。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法号作为外来事物，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大约在两晋之际，中土的汉僧才真正灭除本名，另起僧名。这一传统发展到金代，已基本程式化。
辽代僧尼法号的一大特点是，同门师兄弟的法号中首字是相同的。依此，便可清晰辨别同一寺院内诸僧尼间的师生关系与辈分。
就金代的情况看，僧人大都在出家时即由师傅训名，从而取得法名。从字数上看，大都由两字组成，且同一师门者，首字相同，按字排辈。
▲辽代三彩罗汉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少林寺的住持福裕就按照民间世系谱，以字定辈分的办法，规定从他开始字派谱系，代代只传曹洞宗的禅法。
现在的少林寺流传着著名的“七十字”宗统字派，这种字派谱系是佛教吸收儒家宗法社会家族传承关系的最好证明，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小例证，更是三教融合的最好注脚。
（三）一团和气：三教合一的圆融态
这两通三教碑的主体图像部分，金代三教碑中间为线刻“三教圣像”，中为佛教释迦牟尼，左为孔子，右为老子。
明代《混元三教九流图》碑刻图像则采用三人合体的圆形，在一个大圆圈内，有一位双手捧着《九流混元图》的人物。整幅看上去是佛祖释迦牟尼正面像，但他的左耳处却有道冠。若遮住画像一边，左面就是道教圣人老子侧视像。释迦牟尼的右耳处，则有儒冠。若遮住另一边，右面则是儒教圣人孔子侧视像。
他们手中展开的卷轴中刻着九条河流(寓意九流)，由中心点流向四面八方。这三个头像合在一起，又合肩、合上身，浑然一体，两手捧《九流混元图》，构成儒、佛、道三教及九流的《混元三教九流图》。
▲《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图片来源：登封市广播电视台）
这幅三教人物合一的圆形构图，利用视觉错觉来隐喻三教一心。观者既可以将其视为合三人为一，也可将三人分视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为三教关系在明朝呈现合流趋势的写照。
《混元三教九流图》源于明宪宗《御制一团和气图赞》，明宪宗以“一团和气”形容“虎溪三笑”中代表儒、释、道三教的陶渊明、慧远、陆修静圆融和谐的氛围，借此表达对朝风和谐的期望。
宋元明时期，三教关系日益圆融，“三教合一”已成大势并达到新高度。儒、释、道三教研习经典著作，用以丰富自家学说。
儒家学说在融汇释、道两教的基础上产生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他们借佛教义理阐释儒家三纲五常。佛教高僧尝试以儒说佛，道教全真派也取儒、释精华。儒、释、道三教的领袖人物均阐释“三教本同”“三教本心”。他们认为三教在匡扶人心、移风易俗、维持社会秩序与封建统治等方面是具有同一性的。
明代以后，“三教合一”思潮呈现大众化倾向，即向下流动的趋势。儒、释、道三教不仅出版大众读物，发扬劝善的社会教化功能，还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少林寺的三教图正是这种三教合一在碑刻实物中的具体展现。
▲儒释道三教合一（AI制图）
中华文化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儒、释、道的滋养与熏陶，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少林寺三教碑所体现的文化开放包容性，多种文化的融合共荣，正是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高丽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
来源：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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